公司制度建设是指围绕公司管理工作的科学化、规范化、程序化、标准化和系统化等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的总称，包括制度的建立、执行、修改、完善、责任追究等工作内容。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，效率是决定公司成败的关键。要使公司经营有效率，就必须通过规范而科学的管理制度才能实现，可以说，公司规章制度是公司赖以生存的命脉。
中国古代社会有着浓厚的人治色彩，因此，有很多人的看法是：西方社会尊重制度，而中国历史上缺乏对于制度的重视。其实，不然。
从现代经济学的意义上看，&濒诲辩耻辞;制度&谤诲辩耻辞;一词最早起源于中国的《周易本义》：&濒诲辩耻辞;说以行俭，当位以节，中正以通。天地节而四时成，节以制度，不伤财，不害民。&谤诲辩耻辞;，&濒诲辩耻辞;君子以制数度，议德行。&谤诲辩耻辞;由此可以看出，《周易》所谓的&濒诲辩耻辞;制度&谤诲辩耻辞;最接近于新古典主义的制度定义，即：直接体现出整个社会的节制、中庸、和谐的状态，而这种状态降低了交易成本，促进了经济增长，而掌握制定制度权力的人必须识别整个社会的规制状态，保证均衡，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道德秩序的演化。
《周礼》一书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举足轻重，而其同样也是中国&濒诲辩耻辞;制度&谤诲辩耻辞;思想的集大成者。唐庆增在《中国经济思想史》中指出：&濒诲辩耻辞;我国后来之经济制度，泰半以此为根据，该书价值之大，不言而喻&谤诲辩耻辞;、&濒诲辩耻辞;研究该书，可知我国各种经济制度之源流&谤诲辩耻辞;。胡寄窗先生在《中国经济思想史》也提到：&濒诲辩耻辞;《周礼》是古代典籍中记载政治和经济制度最有系统而篇幅又较多的着作&谤诲辩耻辞;。更为难能可贵的是，《周礼》不仅以儒家思想为&濒诲辩耻辞;形而上之道&谤诲辩耻辞;来进行制度设计，更以杂家各派思想为&濒诲辩耻辞;形而下之器&谤诲辩耻辞;来进行具体的制度设计与安排，从而成为儒家&濒诲辩耻辞;内圣外王&谤诲辩耻辞;制度思想的典型，更是先秦诸子百家有关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思想的集中阐述。李普国在《周礼的经济制度与经济思想》中总结道：&濒诲辩耻辞;经济制度在《周礼》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，常为后人所引用，其中反映了不少值得珍视的经济思想&谤诲辩耻辞;。
在《礼记》中，“制度”也经常出现，由于《礼记》是一部阐述“前圣继天立极之道，莫大于礼；后圣垂世立教之书，亦莫先于礼”的礼仪之书，频繁出现“制度”一词不值得惊奇。但是，在《礼记 • 礼运》中，“制度”共出现了5次，并与“设”、“考”、“处”、“降”等字相连接，如“设制度，以立田里，以贤勇知，以功为己”，“天子有田以处子孙，诸侯有国以处子孙，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，是谓制度。”等等。显然，《礼记》中的“制度”，要求能够建立一种和谐的秩序和规则。
在我国，最接近现代意义的“制度“概念，出现在战国时期，即法家所说的“制度”。韩非对于儒家“礼”的扬弃，全面提升了制度的强制性功能和“法制”思想。法家认为，治理、管理国家不能靠感性、情感，不能靠个人的道德约束，必须要有一套上升到制度层面的体系方能奏效。《商子 • 一言》中记载：“凡将立国，制度不可不察也，法治不可不慎也，国务不可不谨也，事本不可专也。制度时，则国俗可化而民从制；法治明，则官无邪；国务一，则民应用；事本专，则民喜农而乐战。”《商子》对制度的理解显然比《周易》和《礼记》更加直观化和具体化，它将制度直接与法治、国务和事本相联系，这里所说的“制度”，实际上就是政治组织或政治制度，通过政治组织的强化作用，改变所谓的“国俗”，实现“喜农乐战”，从而实现国家的强大。
《诗经》所说&濒诲辩耻辞;天生蒸民，有物有则&谤诲辩耻辞;，即是讲&濒诲辩耻辞;有人群就必有规则&谤诲辩耻辞;。吸收夏商文化，开辟中华文化正统的周朝，用&濒诲辩耻辞;礼&谤诲辩耻辞;这种特定形态的制度主导社会秩序，礼乐文化成了后来中国制度结构的主要内容。到了孔子，则集周礼之大成，引进理性主义成分，提出了&濒诲辩耻辞;仁&谤诲辩耻辞;、&濒诲辩耻辞;和&谤诲辩耻辞;、&濒诲辩耻辞;中&谤诲辩耻辞;等包含制度均衡的概念。他所着的《春秋》提出的政治理想，引出了公羊学传统，为中国后来政治制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。汉儒实践了这一政治思想，造就了当时空前强大的国家。此后复兴的宋明儒家所强调的&濒诲辩耻辞;天理&谤诲辩耻辞;、&濒诲辩耻辞;心性&谤诲辩耻辞;，也引申到了典章制度，朱熹的《近思录》甚至专辟了&濒诲辩耻辞;制度&谤诲辩耻辞;一章。受儒家思想熏陶了两千多年的中华民族，既尊重&濒诲辩耻辞;祖宗家法&谤诲辩耻辞;，又强调&濒诲辩耻辞;其命惟新&谤诲辩耻辞;，《十通》、《五礼通考》等都是资料完备的制度史。
近年来，现代制度研究成为了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领域，研究的方向包括文化学领域、经济学领域、政治学领域、宏观领域等不同角度。
在文化学领域，邹吉忠在《中国社会的制度建设与制度研究人学维度的提出》中，从哲学的角度入手制度研究，理清了中国社会的制度发展痕迹，最后落脚于文化学领域，其《自由与秩序》一书的副标题即&濒诲辩耻辞;制度价值研究&谤诲辩耻辞;。
在经济学领域，逐渐形成了中国自己的产权及公司制度理论。如，杨志明、吴庆平在《公司管理制度作用形式与建设问题的探索》中认为：&濒诲辩耻辞;制度化管理的核心是一系列的管理制度，其内容的合理与否，其结构的完整与否，决定着制度化管理的效果&谤诲辩耻辞;，&濒诲辩耻辞;在管理制度的来源方面，应当集思广益，特别是应注意倾听广大员工的意见，这样才易于制定出切实可行的、为广大员工接受的管理制度&谤诲辩耻辞;；罗宏杰在《管理的制度化与制度化管理》写道：&濒诲辩耻辞;管理的制度化并不意味着公司有了整套管理制度就已经实现，关键在于实际管理运行过程中是否依照颁布的制度行事&谤诲辩耻辞;，&濒诲辩耻辞;要发挥制度化管理的优势，需要对制度本身进行不断的创新&谤诲辩耻辞;。
在政治学领域，秦德君在《政治设计研究：对一种历史政治现象之解读》中，对于政治制度方面的需求与供给矛盾进行了描述，对于政治制度中存在的&濒诲辩耻辞;演进性&谤诲辩耻辞;与&濒诲辩耻辞;创制性&谤诲辩耻辞;的制度悖论也做出了一定的理论解释。
近年来，也有学者从宏观角度开始制度研究，如，林岗、张宇的《马克思主义与制度分析》、鲁鹏的《制度与发展关系研究》，等等。一些学者提出了&濒诲辩耻辞;制度文明&谤诲辩耻辞;及&濒诲辩耻辞;制度伦理学&谤诲辩耻辞;的概念，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。
而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，明确地提出了&濒诲辩耻辞;现代公司制度&谤诲辩耻辞;的概念，即：建立在现代生产关系基础上的，适应市场经济的，产权清晰、权责明确、政企分开、管理科学的各种规定、规则和行动规程的统称。当前我国公司所开展的制度建设工作，不仅为公司的发展建立了良性的制度基础，也为学术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，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对制度研究的深入开展。
